婴儿潮一代、赌客和房地产大亨并不是唯一从悉尼5年房地产繁荣中获益的群体——慈善机构还看到，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房屋带来了意外之财。“遗赠的数量在增加，但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，遗赠的价值也在增加，”新南威尔士州/ACT计划捐赠部门总经理萨利·拜尔斯(Sally Biles)说。拜尔斯表示，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迅猛上涨，房屋销售收入通常是现金礼物价值的7倍。

“我们还有几处房产留给了我们，它们的售价已经高达数百万美元。”她补充说:“情况的确各不相同……但(我们可以从出售的)多达80或90套房产中获益，它们的数量相当可观，因为它们代表了如此高的价值，我们非常感激。”

退休教师凯丽·多兰(Kerry Dolan)去世后，她计划把她的三卧室卡林巴(Caringbah)联排别墅留给该组织。多兰宁愿看到自己的房产帮助推广导盲犬计划，而不是卖掉自己的财产，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或者把自己的房产留给亲戚或朋友。

这位61岁的老人说:“我要把家里和家里的事情都留给他们。”她说:“我没有孩子，但我希望如果我这样做了，虽然我可能会离开，但我还是会留下一个。”

“为最终的目标做计划是很困难的……但这样一来，我的姓就可以和慈善机构的好工作联系在一起了。”

其他机构也受益于这一趋势。

“我们看到有些人一生中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……留下了一大笔遗产，”圣文森特的柯兰基金会(Curran Foundation)首席执行官山提尼•奈都(Shanthini Naidoo)表示。

最近的一个病例是兰德威克居民唐纳德·斯通(Donald Stone)，他于2015年去世。

他把上个月以140万美元售出的钱和公寓留给了悉尼的圣文森特医院。

“唐从未结过婚，也没有任何家庭，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决定:他的遗产将被用来帮助改善其他人的生活，”奈都说。

然而，专家们很快就指出，慈善事业并非总是一帆风顺。

莫里斯•布莱克本律师事务所(Maurice Blackburn Lawyers)全国遗嘱及遗产主管安德鲁•辛普森(Andrew Simpson)表示，鉴于悉尼的房地产价格，家族成员对留给慈善机构的遗产提出异议并不罕见。

他说:“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:有人向慈善机构挑战家族成员的遗产，不管是为了钱还是整个遗产。”

“一般来说……这个家族第一次听说是当他们打开遗嘱时，发现(遗产)不会给他们。”

海伦·麦里克(Helen Merrick)是澳大利亚慈善筹款机构Include a Charity campaign的负责人，她说，当人们出于怨恨而忽视自己的家庭时，这就成了一个问题。

“大约有5%的人会说，我被排除在外，想要挑战，我们建议调解，”她说。

“我们告诉每个人(在遗嘱中)记住他们的家人和朋友，告诉他们你的决定，并告诉慈善机构，”她补充说。“我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花钱去法院。”

尽管遗嘱制定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资产，但辛普森表示，如果他们未能为配偶或家人提供足够的财产，遗嘱可能会受到质疑。

除了履行对家庭的义务外，辛普森还建议人们寻求税务建议，避免对慈善机构使用财产的行为过于指令性，避免了将慈善机构的名称搞错的简单错误。